今日辟谣（2024年5月6日）

如果发现并不存在风险，那么就应当在解除禁令的同时，提供一定的补偿。

这意味着政府采购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将列入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的事实，作为认定供应商存在经营活动重大违法记录的依据，并据此拒绝该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狭义）公共警告的法律性质也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30]由此，生产者或销售者没有依据市场监管机关的责令改正决定自觉改正违法行为时，那么省级以上政府市场监管机关有权依法通过公告违法事实的方式强制其履行改正义务。[⑦] 学界关于公共警告的专项研究主要包括朱春华：《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 期。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年)中再次明确要求禁止游街示众的行为。[18]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曾开展文明交通专项整治提升行动，在交通整治中声称将把公职人员的交通违法信息向所在单位通报。但是，公开谴责并非独立的行政处罚种类，而应该是通报批评的下属类型。

虽然这一行政法规是在2010年修订生效，早于2012年生效的《行政强制法》，但直至今日该行政法规也并未依据《行政强制法》进行修订。因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部门规章有权创设的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量的罚款，并且部门规章的上位法并没有创设公开谴责此类行政处罚（国务院的决定也无权创设新种类的行政处罚）。[10]为了达到保密效果，现代密码学通常运用单向函数（one-way functions）或者陷门函数（trapdoor functions）[11]来保证运算的过程在工程上不可逆：明文经过函数运算得出的密文，无法通过同一函数反向计算从而得到明文。

例如，密码法研究这个短语，通过SHA256算法计算出来的数值是e3a0690c4df0310dcf52cf3f3f62cbd5525186958615df5122849057e2b3e155。[44]《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第3条。[57]此外，更需注意的是，个人信息安全也不仅牵涉个人隐私，同时也关涉社会利用网络信息系统进行发展的整体利益（例如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最后，对其他国家则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需要一事一议地申请对特定国家的出口许可。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国外经验来看，执法机关可能采取的措施分为两大类，一是寻找密钥进入系统获取数据，二是在不获取密钥的情况下直接获取数据。

在涉及使用加密技术的案件场景中，该条款可以解释为在国家安全案件中，公民和组织有自解密和协助解密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密码的使用也有其暗面：它也可以被犯罪分子、黑社会、颠覆力量乃至于恐怖主义者利用，用以躲避政府追查和法律制裁。而且，一旦满足了去标识化的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及其他数据使用者也可以免除使用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征求用户二次甚至多次授权的麻烦，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规要求。[72]参见《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5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具体而言，该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采取密码技术和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来保护个人信息在数据静态存储和动态传输中的安全和权利。之前《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则规定：商用密码技术属于国家秘密。另一方面，在用户和平台更多使用加密技术保护个人信息后，公权力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而获取加密信息的需求将会与个人涉及信息的基本权利产生更大的张力，因而需要在新的语境下厘清个人自解密义务和网络运营商协助解密义务的具体程度。《密码法》第8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使用商用密码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

[6]此种算法即为《密码法》中所说的密码之典型例证。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密码学中，技术并非完全中立，特别是非对称密码算法天然带有强化隐私、弱化规制的政治立场。[71]参见马民虎、果园、马宁：《自解密义务的法律困惑及其本土适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9-94页。

同时，从体制层面，确立商用密码管理机构——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因此，网络运营商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加密技术使用者，也要不断根据算法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对于其所使用的加密技术进行安全认证，从而符合《密码法》等法律建构的加密技术规制规则体系。比如，RSA加密算法可用于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等身份鉴别技术，保证身份的真实性和不可否认性，防止身份假冒和抵赖。究其实质，互联网从其底层架构而言，易攻难守。[35]由此，在21世纪初，中国初步形成了以《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为核心的商用密码治理体系。上述案件体现出来的是在执法机关获取数据的场景中典型的问题所在，即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法律上的自解密义务。

然而，一旦加密普及开来，执法机关将会面临重大障碍。首先，国际社会已经有相关协议对密码的进出口措施予以管理。

普通密码是政府部门使用，对应最高密级为机密级。难点在于网络运营者的协助解密义务，这有待于更为细化的制度进行澄清。

具体而言，当司法机关在法定范围内依照最低限度原则成功获得网络运营商协助解密当事人的信息之后，当事人有知情权（如公安机关必须告知）和刑事程序性权利（如当事人有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米田雅宏「伝統的許可制度の現代的変容」（上）（下）法律時報90巻（2018年）7号80頁以下、8号96頁以下参照。

它主要立足于组织和程序风险论，通过‘弹性的组织编制和程序构成，将适合于专门知识发展的体系结构化。[xi]意思决定过程的程序化，也意味着通过程序来保护基本权利。国家可以综合运用各种利害调整措施，灵活设计风险规制措施，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持续更新义务。环境大臣在必要时可向许可机关提出环境保全方面的意见。

在卡尔卡决定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已经指出其与法的明确性原则之间的矛盾。加速废止核电不可避免，但给核电企业一定的补偿确有必要。

在风险和科技都在发生变动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均应基于这一义务的要求，及时更新自身的措施，以有效应对风险。另一方面，它也属于高风险的技术，不仅事故发生时带有极端严重的风险，而且最终的储藏问题尚未解决。

国家在改变一定的法律状态时，也应当遵守信赖保护原则，确保私人因信赖风险规制措施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得到切实保护。[xxxv] 田中充「環境アセスメント法の論点とその評価」高橋信隆=亘理格=北村喜宣編著『環境保全の法と理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4年）212頁。

故而，因其侵害信赖利益，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通常在原则上是禁止的。（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卡尔卡决定 1972年12月，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给快滋生反应器核电厂核发许可，准许其在卡尔卡市的霍内佩尔设置核电厂。但规则和标准往往趋于严格，将新规则和标准适用于过去的事实，会对风险设施的运营者产生不利影响。在我国，随着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提高，为了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加大钢铁等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力度，鼓励各地制定范围更广、标准更严的落后产能淘汰政策，[xxxiii]成为近些年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

2011年，日本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增设报告书程序（第38-2～38-4条），对于实施过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要求企业在项目实施后将其采取把握环境状况措施的状况及其调查结果制成报告书，提交给项目许可机关并对外公布。其次才是财产保护，即许可无法存续时予以财产补偿。

当然，这种风险评估更新义务只是针对风险较高的风险设施运营单位而言的。如此方能使各种利害关系得到合理、均衡地调整。

[xi] 下山憲治『リスク行政の法的構造』（敬文堂、2007年）82-83頁参照。上述事后的风险分析及研究义务，可以被视为风险设施运营单位在运营风险设施时的附随义务，其源自风险设施自身所包含的风险因素，属于风险设施运营单位所负有的社会责任之一。